記者丨劉晨光
12月4日，黄奇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上，帆共方面IFF學術委員會主席、同富複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談了對共同富裕的裕的原则理解。
黃奇帆指出，绝对共同富裕是消灭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體現。共同富裕不僅是差别道德問題，更是黄奇一個經濟問題，沒有共同富裕，帆共方面社會就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同富階層固化，如果貧富差距過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裕的原则經濟運行會出現消費不足、绝对投資過剩，消灭如果出現階層固化，差别整個社會就會停滯、黄奇撕裂甚至動蕩，整體經濟循環就會陷入低效率均衡。
實現共同富裕有五個方麵的路徑要求
他表示，實現共同富裕應該有五個方麵的路徑要求：第一個即是要兼顧做大蛋糕和與分好蛋糕兩件事。
他指出，一方麵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質基礎，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義不大，對當下中國而言，盡管已經實現了全麵小康，但我國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人均GDP雖然已達1.13萬美元，但與北歐發達國家平均的5.6萬美元、美國的6.4萬美元差距很大，我國仍要聚精會神搞建設，把蛋糕繼續做大。另一方麵，分好蛋糕也是進一步做大蛋糕的基礎，通過分好蛋糕進一步做大蛋糕，實現更高質量發展。
第二個方麵，黃奇帆認為要循序漸進，逐步實現。在他看來，共同富裕是根據每一階段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經濟基礎以及社會條件來製定標準的，也就是說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定量定性標準，整體來說分階段推進、逐步提高，並不是一步到位。“如果根據城鄉一條線計算的相對貧困標準，2020年後全國相對貧困人口高約2億人，其中農村貧困人口占80%以上，因此實現共同富裕仍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如果能夠在2035年左右實現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減半，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我們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他說道。
第三個方麵，要縮小差別，但不搞平均主義。黃奇帆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達到一樣的水平，這是錯誤的認知，也違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則，也就是說共同富裕的原則並不是絕對消滅差別，變成無差別，反對平均主義的共同富裕，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區域差別如用不同區域人均GDP差異來衡量，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地區的人均GDP的倍數應該控製在2倍以內比較合理；城鄉差別如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也應當控製在2倍以內，也就是說當下階段的共同富裕的差別性應該控製在2倍以內。全社會基尼係數，我國現在的0.465，經過5-10年、15年，能夠把0.465下降到0.4以內，在0.3到0.4之間會比較合理。”黃奇帆說道。
第四個方麵，要體現共同勞動，共同創造。共同富裕是共同奮鬥出來的，共同富裕需要全體老百姓共同勞動、共同創造、共同奮鬥、共享蛋糕，多勞多得絕不是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來然後分給不勞而獲的。黃奇帆分析指出，“允許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但要有機會均等的機製，也就是說要讓人民群眾通過勞動積累而來的資金、房產等財富，能夠共同參與經濟增長，共同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而不能因為機製體製的障礙，僅僅有一小部分人獨享財富增長的機會。”
最後，黃奇帆坦言，共同富裕要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礎。“共同富裕應是整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結果，要通過科技創新、製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做大蛋糕，進一步夯實共同富裕的生產力機製。”黃奇帆強調，共同富裕與新發展理念是內在統一的，在操作上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關鍵是要尊重經濟規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二次分配講公平
蛋糕做大了，後續還涉及分配問題，當前主要有三次分配方式。
黃奇帆指出，其中一次分配講效率，兼顧公平，二次分配講公平兼效率，三次分配講製約、講道德，這是三個分配的基本格局。這三次分配之間的關係是，一次分配是基礎，二次分配是關鍵，三次是配套和輔助補充。“有人說，因為我國前麵兩次分配已經做到很完善了，應當將重點放在第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這種理解是絕對畸形化的、歪曲事實的。”
黃奇帆強調，一次分配講效率。他認為，關於農民不能僅憑借農民從事農業活動的勤勞程度決定他的分配，而是要把農民被征地動遷的土地要素流轉帶來的收入大部分分配給農民，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過去的征地方式就往往把征地產生的增值部分大部分留在城裏。國家新一版的《土地法》做出了新的規定，進行了調整。
對各種資金要素也可以進行改革。“現在我國250多萬億的貸款餘額，其中政府的貸款餘額，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的貸款餘額大體上50多萬億，企業的貸款餘額165萬億，居民家庭一共有差不多50萬億，但這50萬億裏45萬億多是城市居民貸款，農村的六七億居民實際上隻貸了4萬多億元。”
黃奇帆指出，要讓農村各個方麵，除了按勞分配之外，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和要素分配、要素循環、要素市場體係的建設有關，要形成城鄉一體化的要素市場。
他特別提到了如何利用資本市場做好一次分配。正如黃奇帆所言，美國股市的一大資金來源就是各種退休金，美國資本市場才形成了長期資本為主，機構投資為主，散戶投資、短期基金投資為輔的投資標準，這種機製也讓美國的股東、勞動者分享資本市場增長的紅利。“能夠進一步拓寬社保基金投資資本市場的渠道，我國資本市場的長期資本就會增多，廣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長中受益。”黃奇帆坦言。
一次分配主要是在市場主體端，根據國家法律和市場機製來運行，二次分配由政府主導，是直接由政府推進的分配，講的是公平，是整個分配關係當中最關鍵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製定的稅收製度、社會保障製度和轉移支付三個方麵。
稅收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兩種，所謂間接稅是指納稅義務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那些義務人能夠用提高價格把稅收負責轉嫁給別人的稅收。
在直接稅的改製方麵，黃奇帆提出了幾個建議。一個是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現累積，最高45%的所得稅率，在全世界算是較高。我國每年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比重為7%，對於發達國家20%，發展中國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羅斯、印度還要低，“之所以這麽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編製稅率下，很多業主在企業不領工資，而是將收入留在企業轉成按20%的稅率交企業所得稅，因為你45%高，它轉化為企業所得稅是20%。一些高收入人群要麽移民，要麽將企業遷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稅。”他解釋道。
黃奇帆指出，按照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稅率應該小於或者等於企業所得稅，這樣才會避免有意識地避稅。他認為，現在國家的企業所得稅是20%，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是45%，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降到25%應該是合理的。“相應的這次稅率個人所得稅的直接稅率，如果總稅率下降，直接稅率也會相應下降，此舉不僅不會減少稅收總量，反而會擴大消費，形成稅收總量的增加，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比重也會由此提升。”
此外，黃奇帆表示，應該進一步穩定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2018年7月，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針對小微企業出台了持續三年的所得稅優惠政策，“這一個優惠政策，我就認為非常好，由於是臨時短期每年都會新發布一些新的調整措施，建議把這樣非常好的優惠政策上升為長遠的基礎性製度、法律，今後30年、50年始終按這一條來確定小微企業的稅收，就會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社會預期。”
“除了所得稅之外，直接稅還包括房產地稅、遺產稅、饋贈稅，這些都是現代國家財稅體係中重要的直接稅稅種，目前我們正在試點房地產稅，未來將逐步推開，今後還會研究推出遺產稅或饋贈稅。當然我們還要考慮稅源的國際競爭因素，不能孤立地談提高直接稅比重。”黃奇帆補充道。
三次分配講自願
黃奇帆指出，三次分配主要是指自願性質的捐贈，現在不少人富起來之後，有回饋社會的願望，社會責任感很強，“但是由於我們這方麵相關的稅收激勵製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也還不夠暢通，相關社會組織行業監管還不夠成熟，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
他舉例指出，比如通過免抵稅可以有效激勵人們從事公益捐贈，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企業發生公益性捐贈之初，不超過年度利潤12%，則予稅前扣除。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貧困、巨困等公益慈善事業進行捐贈，捐贈額每超過納稅人申報應納稅額的30%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
此外，對符合條件的公益慈善事業捐贈，實行全額稅前扣除，在受征對象方麵，有關部門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寬了受征對象的限製。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國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規範、透明、法製化的公益性捐贈機製。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中，捐贈稅前扣除若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有關政策結合起來，不僅可以讓一次分配更有效率，還有利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個人市場主體，特別是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加大捐贈的力度，促進三次分配，進而為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貢獻。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支柱體係，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黃奇帆說。
